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战争结局+番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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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战争结局+番外》精彩片段

南富民14万户于凤阳；洪武二十四年又徙富户5300户于南京，三十年再徙14300户于南京。

反正只要是江南的阔佬——主要是苏松常三府，统统都甭想待在老家作威作福，全都弄到老朱家的眼皮子底下乖乖当顺民。而且浮财可以带走，土地、工场、豪宅必须留下，要么充公，要么贱卖。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，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，徒有家财万贯，家道中衰也是迟早的事情。

第二就是公开抢劫。反正一旦朝廷缺钱花了，朱元璋就适时搞出几起大案要案来，然后谁涉案需要砍头抄家还不是他说了算？比如郭桓案——这个前山西政法干部才被跨界调进京城当了8个月的户部侍郎，老朱就指控他贪污了大明朝整整一年的财政收入，简直让严世藩、和珅都得惊掉下巴甘拜下风。既然要肃贪，那么追赃就很合理对吧？可锦衣卫挖地三尺，也没从老郭家抄出几个钱，这下朱老板的“损失”怎么补？那就只能深挖同党了，于是“核赃所寄借遍天下，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”（《明史·卷九十四·志第七十》）。

反正郭桓案之前，大明国库空得能饿死老鼠。此案一发，朱老板立刻富得满嘴流油，挥挥手就让蓝玉带着十几万人嗷嗷叫着去北伐，这才有了那场终结北元小朝廷的捕鱼儿海大捷。

回头蓝玉案又发。按说这是个谋反案，涉及到的大多是军官，但谁让老朱最爱搂草打兔子呢？于是大批江南富商稀里糊涂的就成了蓝玉的同党，享受抄家灭族的全套尊享服务——前大明首富沈万三的家族，就是在此案中被抄光杀绝，彻底完蛋的。

第三则是严防死守。朱元璋规定，严禁浙江、江西、苏松人在户部任职，哪怕是当个小吏都不行。理由是他给这些地方定了重税，一旦让这帮家伙自个儿管自个儿，肯定会假公济私。所以老朱把这条定成死规矩，写进《皇明祖训》，并威胁“后世有言更该制者，以奸臣论”。

不过到正统年后，江西人得到豁免可以在户部任官，像周忱、陈循等老表还当过户部尚书。但终明一朝，无
生不干了，找朱元璋告状说刘三吾作弊，搞地域歧视偏私南方考生。

老朱大怒，派侍读张信（浙江人）等12人组成调查组复核试卷。结果后者得出的调查结论显示北方考生就是水平太差，根本不配取中，因此考试结果公平合理。

结论一出，舆论大哗，朱元璋更有种被当猴耍的感觉，这是为啥？

自靖康之变后，北方大地先后沦入女真、蒙古之手长达240年，社会经济、技术以及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的摧残，逐渐落后于南方。实事求是的讲，让南北方举子同考一张卷子，整体上北方不敌南方是必然的结果。但无论如何北方还有两千万的人口基数，连一两个读书种子都找不出来，那就太扯了。

就拿此前几次科举为例，洪武十八年共录取472人，其中北方132人上榜，占比为28%；洪武二十一年相应的数字是97、16、16.5%；洪武二十四年是37、9、24.3%；洪武二十七年是100、21、21%——上述四次科举共录取706人，其中北方出进士178人，占比25%。

所以短短3年之后，北方一下子就拉胯到全军覆没了？糊弄傻瓜呗！

朱元璋再次派人调查，据报刘三吾曾找张信“关说”，然后张信就把北方考生的“陋卷”上呈，以证明其水平不行，不配录取。

此时的老朱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否则再兴起一场株连万人的大案不在话下。但他还是确定下南北卷制度，就是以后科举分南北定额录取，以防止某地垄断官场。

可以说朱元璋人老了，眼光还是依旧毒辣。

江南人与老朱家相看两相厌，这一点他心知肚明。所以对这些没胆子造反，又非常擅于在暗地里耍花招的家伙，老朱采取的对策就是“一力降十会”——你不给我做官，我就砍死你；你出来给我做官，我就弄出各种大案要案继续名正言顺的砍死你。

除了抡刀子砍，还有更狠的招数等着江南人。

第一就是“洪武赶散”。洪武元年，朱元璋下令迁江
张的好处，这便是“讲张”。再比如“久思香”，每年七月三十的晚上，苏州人都要在自家门前点上香烛，称之为烧“久思香”。而“久思”恰是张士诚的小名“九四”之谐音，苏州人借此隐晦的祭祀他，并逐渐形成当地传统的习俗。

而且苏州文教发达嘛，能写诗填词的也多，于是各种缅怀纪念张士诚的诗词更是层出不穷。像什么“霸气烟消余故址，江声梦觉哭张王”、“三百年来陵谷变，居人犹是说张王”、“十庙钟山黯夕阳，一龛犹自祀张王”等等。而据民间传说，有“义士”跑到南京盗取了张士诚的遗骸，再偷运回苏州葬于金鸡湖畔，并固执的称之为“张吴王墓”。

明朝的吴王类似唐朝的秦王，都属一人专属之爵（朱橚和朱允熥不是改封就是被废），余者唯恐避之不及。可在苏州百姓的心目中，他们的吴王却姓张，而且只能姓张。

就算不姓张，也肯定不能姓朱！

02

张士诚这个人吧，私盐贩子出身，比起要过饭当过和尚的朱元璋也高贵不到哪儿去。不过比之老朱，老张虽然也算是有枭雄之姿，但在意志之坚定、手腕之强硬以擅于审时度势、知人善用等方面，又能被甩出八条街……至于对治下的百姓有多好，其实也说不上，就是乱世的矬子里拔大个而已。要真论起刮地皮的本事来，连以贪婪残暴著称的蒙古人，没准都得对张士诚甘拜下风。

毕竟曾在成化年间出任过吏部侍郎的苏州人叶盛，都得老老实实的承认“苏在元，粮三十六万，张氏百万”（《水东日记·卷四·苏松依私租额起税》）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在以苛捐杂税而闻名于世的元朝，苏州百姓每年只需要缴纳36万石的税粮就可以打发掉蒙古税吏，但到了以仁慈爱民、轻徭薄赋而美名远扬的张士诚那里，苏州人每年需纳税百万石，负担足足增长了3倍！

所以吧，在那个到处都是混账的年代，某人到底是好是坏，全靠跟谁比……当然
崇祯年间能运到北京的还不足百万，居然都没人管。所以别看朝中这党那派的整日内斗不休，但谁敢提在江南收商税，马上就会被群起而攻之，朝野上下都同仇敌忾。

哪怕是强势到了敢自诩“我非相，实摄也”的张居正，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绞尽脑汁，也没敢提过这茬儿。

所以在李自成的大军向着北京步步紧逼，朱由检起了迁都南京的心思时，居然遭到了满朝文武的集体反对。为啥？

因为江南，早就不是大明的江南了。从嘉靖倭乱起，那里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经济独立，此时他们更是做好了在政治上抛弃老朱家的一切准备了。

只不过他们以为满洲人是又一个蒙古人，起码也是个张士诚。没想到的是满洲人对收他们的钱没兴趣，毕竟收的哪有抢的来得爽、来得利索？

当朱元璋往死里收拾江南时，有人作诗云“困我吴民年五百，祸由明祖怒张王”。只不过朱元璋再恨张士诚、杀得再狠，起码还是有活路可走的。可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之后，不知诗人若在，会不会有别的想法。

有些人吧，就跟自己人能耐，刀架脖子上都不服。可外人来了，瞪一眼就乖得不得了，心甘情愿当奴才，就很难让人理解。

蒙古人来了如此，满洲人亦是。即便到了今天，这样的人恐怕也没绝迹吧？

而且老朱可是个实干派，说杀就杀。比如江西名士夏伯启叔侄为了不做官，干脆自残剁掉了自己的手指。朱元璋闻讯，觉得剁个手指哪够？就下令砍头。苏州大儒姚叔闰、王谔等拒绝征召，本想体现下风骨或提提身价，谁知老朱压根不跟他们废话，直接下令枭首示众，籍没全家。

眼见大砍刀挥舞起来了，那些看起来很有骨气的士大夫立马怂了一大片。也曾拒绝过征召的名士秦裕伯，光速现身京城，“拜书遂入朝”（《明太祖实录·卷三十九》）；另一位大名士陶凯躲进了山里，老朱抓不到人，就下令“陶凯不应诏，可取一族人首级回”（《国朝列卿纪·卷三十九》）。于是原本对陶凯的下落一问三不知的陶氏族人马上就开了天眼，齐心合力的将其捉回绑送给了朝廷……

非暴力不合作战略，就这样彻底破产了。

而且从嘉熙二年（1238年）到元亡的130年间，蒙古人就办过16次科举，总共才录取了1139人。这对于只有靠考试才能实现当官发财梦想的读书人来说，实在太不解渴了，简直都快被憋疯了。所以虽然本能的瞧不起朱元璋，甚至还带有仇视的情绪，可一旦老朱打开科举的大门，而且还量大管饱时，这帮视“考公”为人生唯一目标的家伙就再也顾不上所谓的节操与矜持，摆出一副“我就是不要脸”的表情跑到南京去慨然赴死。

嗯……确实是慨然赴死——整个洪武年间，仅是空印、郭桓、胡惟庸和蓝玉四大案，朱元璋就宰掉了近10万官员。而当时大明朝全国的公务员编制也才3万出头，差不多被杀光了3轮。到最后实在无人可用，老朱不得不让“犯官”们带着枷锁办公，等接任的官员到位了，再把他们拉去砍了。

但就算是砍头，也拦不住无数读书人前赴后继过科举的独木桥，然后兴高采烈的去当官。

04

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爆发了南北榜案。简单说就是在当年的科举中，主考官刘三吾（湖南人）共录取了51人，还全都是南方人。结果一出，来自北方的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