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小时，对比原始数据和篡改后的数据，终于发现了端倪。药品的批次号被更改，用药剂量也被故意加大，这无疑加剧了患者的死亡。
“我们必须找到原始的药品样本。” 我坚定地说。
我们前往药品仓库，却发现仓库的保安加强了，每一个进出的人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。我们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渠道，联系上了我父亲的朋友，他是我们医院的老药师，父亲之前也帮了他不少。所以我一联系上老王，想请他帮忙带药品样本，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
我们约定好了第二天晚上在仓库外的消防通道碰面，如约地拿到了药品了样本。
“陈医生，我得赶紧离开，不能在这里待太久。” 老王紧张地四处张望。
就在这时，有两名保安朝着这边走来，他们打着手电筒，似乎注意到了这边的异常。我们心跳加速，紧张的气氛几乎凝固。老王低声说：“拿着我的工卡，从二楼出去，我来引开他们。”
按照老王的指引，我快步地往楼梯走去，保安最终被老王引开。我也安全地回到办公室，打开包裹，里面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药品样本。
最后我们做了伪装找了医院外的药品检测机构，将药品样本进行了检测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测——药品中含有致命的化学物质。我们有了决定性的证据，但这也意味着我们触动了供应商的利益，如果事情泄漏出去，我们可能就危险了。
“陈医生，我收到消息，有人想要对我们不利。” 刘波的声音低沉，一向稳重的律师也有了生命被威胁的恐慌。
我们不得不采取隐蔽的措施，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，甚至转移整理证据的地方。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小心翼翼，生怕被对方发现。
终于在开庭前的十六个小时，我们集齐了所有证据，准备在法庭上与赵天明正面对决。那天，法庭内的气氛紧张而严肃，我站在被告席上，面对着赵天明的指控。
“陈医生，你真的认为你能赢吗？” 赵天明洋洋得意，甚至声音中还带着一丝
